第三百零九章 不相为谋 (第2/2页)

总而言之，因人易政的反覆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党争也进入不可收拾的馀地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

英宗亲政，年轻的皇帝早对高太后不满，决意要继承德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他重新起用变法的章惇、蔡卞、曾布等人，恢复新法。同时，将旧党主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贬官流放，将韩维等三十人贬官，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甚至被毁墓来追加惩罚。朝廷把元祐时期打击变法派的人称为“元祐党人”，定“元祐党籍”七十三人。在对旧党不遗余力打击的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内讧不断，相互间打压迫害，党争已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政和七年，二十五岁的英宗病逝，崇宁帝即位，但大权在向太后手中。向太后是守旧派，变法派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因此先后被贬，旧党成员又陆续回到朝廷。当年七月，皇帝亲政，他在曾布的鼓动下决意继承德宗、英宗的变法事业，任用蔡京为相继续变法。

蔡京打着推行新法的幌子，狂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为了打击反对者，他先把元祐间恢复旧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文德殿门口。接着又划分所谓“正等”和“邪等”，把自己的党羽列为“正等”，异己列入“邪等”。两年后，蔡京又把他定的“奸党”、“邪等”名单删除一部分后，定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三百零九人，其中除了旧党官员，也有章惇、曾布等变法派。然后他请皇帝亲自书写，刻石立在文德殿东墙，再由他本人抄写，令地方各州、府刻石立碑，昭示天下。

说起蔡京，亦算是宦海几度沉浮的大人物了。

常佶即住后，曾经的的变法派曾布、邓洵武力劝皇帝推崇新法。常佶改元为“崇宁”，其意是追崇熙宁新法。

皇帝的想法改变，和下面官员所献的《爱莫助之图》有关，这幅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支持变法的，右边为态度保守的。结果左边的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七人而已。右边则密密麻麻排列着一百多人，满朝公卿无不在列。

就是这副图，让常佶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着改天变地的志向，他选择了新法。而图上这七人最上面的名字就是——蔡京。

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如愿以偿地成为内阁首辅。

不过，崇宁四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电闪雷鸣，一声霹雳将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劈为两半。常佶大惧，他以为这是上天的震怒，于是在深夜时分偷偷命人将此碑彻底损毁。

蔡京知道后，十分懊恼，怒道：“此碑可毁，但碑上的人名则当永志不忘！”

不过，新旧党争到了此时也以新党摧枯拉朽般的大胜而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旧党人员皆不再居高位，而“新法”也面目全非，与半山公的主张相去千里也。

现而今的大定朝堂，形成了极“有趣”的局面，那便是宦官与权臣互为援引、守望相助，是那般和谐，可谓空前绝后也。

比如梁师成和王黼之间勾结，蔡京和童贯之间相互串通，都形成了比较稳固的联盟。

宦官和辅臣的相互勾结，保证两者的权力稳固，但是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党同伐异，宦官和宰辅可以肆意打击那些不听从自己命令的官员，从而掌握朝政。同时由于宰辅和宦官勾结阻断了言路，这使得很多真实的情况传递不到皇帝耳中，造成皇帝对于局势的误判，这也是一大弊端。

崇宁朝以来，计有十人担任三公三孤，宦官童贯、梁师成、杨戬就占据了三个位置。童贯统领枢密院总领军事，梁师成统领政事一如宰辅。在宦官的包围下，常佶开始了尽情享受，比如艮岳的修建就是由梁师成主导的，聚敛钱财的西城所是宦官杨戬主持的。这些工程和政策都使得民怨沸腾，以至于农民起义不止。

但是大定设置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使得宦官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政治群体，只能成为君主权威的代表，故而在梁师成和童贯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他们能够凭借君主的宠信成为左右朝政的大员，但始终没有作为政治依靠的根基，所以他们的破坏力并不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