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四章 卖国（三）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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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会将广州租借给德国？呵呵！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可笑的笑话了。”

“是啊！愚人节刚刚过去才不久，是谁要开这样的玩笑？”

“该死的中国人！该死的德国佬！他们这样的目的显然是瞄准了印度支那，我们必不能让其得逞。”

……

自从卡尔爵士将情报汇报上来之后，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只是呵呵一笑，最多把它当作一则笑话或是恶作剧，之所以要放在内阁会议中讨论，也是出于对那位驻华大使卡尔爵士的尊重，可不要希望能够有什么结果。

“好了先生们！这样的无稽之谈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诸位还是将精力放在如何解决捷克危机上面来吧！”

早在1937年6月，纳粹德国就拟订了代号为“绿色方案”的侵捷计划。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企图以支持“民族自决”为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该地区居民大部分以德意志族为主体。同年4月，以康拉德汉莱因为首领的德意志人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把苏台德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出去的“自治”纲领。阿道夫希特勒以此为由，在德捷边境集结兵力，以战争相威胁。1938年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宣布局部动员，德捷边境局势紧张，史称“五月危机”。

而一战过后，人们的反战情绪高涨，在和平浪潮的推动之下，英法两国推行绥靖政策，以牺牲别国为带价，对侵略姑息纵容，不加抵制，同侵略者勾结妥协。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希望能够用更加平和的措施安抚德国，从而为英国百姓一整代人换取和平。不过，国民内阁中有不少人对此并不支持。本来今天议题的主旨是解决捷克危机，可人们却对遥远东方发生的事情显得异常关注，捷克的问题距离他们还太过遥远，而东方却已经牵扯到了大英帝国。

“首相先生！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中国人将广州租借给德国，或许并非无稽之谈。即便日本人依然在叫嚣抗议，但德国人还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五个师的装备。不仅如此，前一阵子日本的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不是被德国人给扔了出来？呵呵！有证据表明，德国与日本似乎有些疏远，而与中国之间仿佛又进入了蜜月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租借广州好像并非不可能，而这对于我们大英帝国而言，实在是一个坏消息。”

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已经成为外交界的名人了，这位武官出身的外交大使，脾气不太好。就因为中国军队出现一些德式装备（虽然是极为先进的那种，就连国防军都还没有配齐），居然满怀愤怒，带着傲慢前来质询。可想而知，希特勒的话（参见第五十二章）被德国外交部严格执行，使得大岛浩成为外交史上的第一人，如今已经成为外交界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谈资。

最近德国政府在对华态度方面的转变确实令人感到诧异和费解，但这也不足以证明，德国政府有与中国政府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这简直就是荒唐！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的收回各国租界，怎么可能将这么大一片区域划作租界区？不说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德日同盟的关系，就是中国民众也不会答应的。正如首相之言，我们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这样无趣的问题上面了，如果中德之间有什么交易，我们的情报部门至少应该察觉到一些，可现在我们有的仅是来自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这着实不能令人信服，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捷克的事情吧！”

内阁成员不少是张伯伦的亲信，自然要顺应首相的意志，但也有不少人不是盲目的追从，他们是真正的一批为大英帝国利益代言的人。前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就是这样的人。

“情报部门如果无所不能的话，那我倒建议再多批一倍的经费给他们，实在是太划算了。”

情报部门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言而喻，可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削减预算，使得情报部门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变得一事无成，他这位外交大臣是深有感触。

艾登反对张伯伦所谓的绥靖理论，主张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因为外交理念的不同，他与首相张伯伦之间矛盾不断。尤其是最近张伯伦一派妄图利用捷克危机来证明绥靖政策换取和平的可行性，而将不少关键议题搁置，这是他所反感的。

艾登又说道：“如果事情是真的呢？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德国人的战舰开到广州去才开始下决定吗？那时可就有些晚了。先生们请相信我，一个捷克还不足以填饱德国人的胃口，只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欲望。捷克距离我们还很遥远，相比远东的广州距离我们却更近！是的，我所说并非地理上的远近，而是利益的关联。”